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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

    时间: 2011-02-04 栏目: 国际政治论文

    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
    口高宣扬
    内容摘要 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是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它不仅导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转折,而且也促进社会的数码化、符号化和虚拟化,直接推动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使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以及人文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也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创造本身的内在悖论,为21世纪人类文化重建事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符号论 罗兰·巴特 文风 结构 解构 后现代

    者 高宣扬,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上海:200240)
    今年是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不但法国及国际文学界和艺术评论界,而且几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都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同时出版了大量研究罗兰·巴特的著作,以纪念这位曾经为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罗兰·巴特在其40年的写作生涯中,不仅撰写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评论作品,而且还涉及了极其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多学科的学术领域,其作品所探索的问题,极大地推动了当代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美学、符号论及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罗兰·巴特的学术生涯及其思想理论成果,一方面经历和浓缩了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体现出20世纪后80年的法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个人试图超越时空界限,一再进行创新的顽强而卓越的奋斗历程。他凭借个人才华,意欲寻找突破传统文学写作方式的出路,集中探索文字写作的符号学基础,以其独创的符号论,深入作家和思想家的心灵深处,使之与其活生生的文字写作活动连结成一个生命运动,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解构其密码,试图把创作中扭结成一团的思想、情感、想象和符号运动过程,凝结成为赤裸裸的符号结构的转换游戏。
    同时,罗兰·巴特又注意到作家创作生命与社会命运的紧密联系,集中向现行语言话语和传统论述体系发出挑战,把人类一切既有的语言结构、形式及制度,把文学、流行文化、艺术、广告及摄影等创作和社会实践的各种可能的领域,在符号游戏的运作中加以连贯解码,以便显现符号运动本身的“结码”和“解码”的双向运动的悖论,揭示其中的权力运作逻辑,达到颠覆旧语言体系和创建新文化基础的目的。
    符号论是近10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活跃的综合性新学科,它的产生及其高节奏的快速变革,是当代西方各国、甚至全球社会及文化整体地朝向数码化、象征化及符号化结构发展的直接结果:反过来,符号论的成长本身以及其接连不断的革新节奏,又促使全球社会和文化进一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把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命运及其前景引向符号游戏的历史格局。这种符号游戏变化越快,社会和文化的整体与局部结构的更新就越激烈,社会风险也就越大。与此同时,符号游戏越影响到社会和文化创造的命运,其悖论性就越清晰地显示出来。
    如果我们可以把文化归结为符号系统不断演变的结果的话,那么,当新世纪所出现的符号与图像、语言、思想及行动的复杂关系有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总体危机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新符号的泛滥及其新功能所引起的无数悖论呢?
    在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之际,人们庆幸地发现:罗兰·巴特的符号论,首次使符号论研究走出符号的单纯系统,走出传统符号研究方法论的约束,在符号与人、思想、社会以及文化的广阔而复杂的交错网络中,在符号的上述交错网络的活生生的运动中,全面探索符号与人、社会、文化的多面向的生命运动的结构及其趋势,从而为当代符号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为当代符号、文本、图像、对象及其媒体网络的复杂关系的研究,为当代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文化的性质及其趋势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在神话中发现符号运作的奥秘
    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早在1940年代初就初见端睨。当时,两种思潮带给他最强烈的影响:存在主义和新尼采主义:前者以萨特为代表,后者以乔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索和皮埃尔·科洛梭夫斯基为代表。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观是以“干预”为基本口号,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实现改造社会的使命,作家必须通过其写作过程对社会进行“干预”,并使读者脱离异化的约束。而乔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索和皮埃尔·科洛梭夫斯基则主张发挥文学家自身的创作欲望,彻底颠覆一切传统规则,特别要摆脱理性和逻辑的限制,以便使文学创作变成为作者自身进行无所顾忌的自我创造活动,以传统社会的各种规则作为主要摧毁目标,在主流文学所着力渲染的领域之外,也就是在所谓的“被诅咒的地带”,即被传统社会和统治阶级所否定和排斥的各种领域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为此,新尼采主义者首先从破坏传统语言结构及其意义参照体系出发,试图在创作中使用传统语言所不承认的“反语言”及“非语言”,把文学创作变成为破坏语言文字和破坏社会体系相结合的革命行动。
    罗兰·巴特认为,恰恰在语言书写中,作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语言规则的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同时也会受到作者所经历的教育及其生活经验的影响。为此,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面对书写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符号游戏规则的限制及其突破的问题。在这方面,罗兰·巴特超出了萨特和新尼采主义者的文学批评的框架,并把评论的注意力更具体地和更精细地转向文学形式“之外”和“之内”的符号结构中,指向文学的非表面和非固定的创作灵魂及其符号化的创作运动过程。
    罗兰·巴特选择书写过程作为解剖作家创作的奥秘的唯一重点领域,还考虑到书写过程也隐含着作家发挥自身创造力的潜在基础。作家不同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地方,就是他们只能单凭“书写”过程才能实现其创作欲望,即他们主要依靠其头脑中的文字游戏及其笔下的书写技巧和风格。
    罗兰,巴特的成果,就在于坚持不懈地把握语言这个构成文化的基本主轴, “从内向外”和“从外向内”地双向穿越语言的结构,特别对“前语言” (pre-langage)、“后语言” (post-langage)和“超语言” (super-langage)的符号性和象征性进衍独树一帜的分析,使研究的重点从符号及其信息本身, “转向由符号构成的信息的一般性可10能条件”,也就是“转向致使信息成为有效的系统或结构的潜在基础”及其与社会文化条件的相互关系。正如他本人所说: “我认为,符号论,从它的研究纲领和研究任务来看,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1罗兰·巴特通过对于书写过程的分析,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各种价值观念进行传播的奥秘。正是作家的书写过程负载着将统治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所肯定的价值观念传播到整个社会的使命。
    在研究语言和进行文学批评的基础上,罗兰·巴特于1950年代中期,以《神话学》为基础,初步创建他的新符号论。罗兰·巴特采用人们称之为“一种科学的幽默”的新文风,分析当时流行于法国社会和文化的各种“新神话”。罗兰·巴特指出:在被神话化的当时流行话语中,总是包含两大因素:一种是打着“大众文化”的语言的旗号所道出的意识形态批判;另一种是对大众文化语言所进行的符号论解构。罗兰·巴特认为:只要把“集体观念”(或“集体表象”)理解为“符号体系”,就有望走出传统虔诚表述的约束,同时深刻地理解语言论述中试图将“小资产阶级性”变为普遍的一般性的潜在的计谋。所以,待号论就成为一种“双刃刀”:一方面打破传统语言学所制定的“能指/所指”体系及其意义系统;另一方面又能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既。
    罗兰,巴特指出:“神话是一种话语”,但并非任何一种形式的话语,而是“一种沟通的系统,是与其特定历史阶段密切相联系的特定社会的一种信息”。为了揭示这种特殊的社会信息,光靠语言的单纯形式变化逻辑是不够的,必须超越语言学的界限而探讨符号论。符号论是研究符号运作的一般规则的学问。只有通过符号论,才能超出语言学的形式限制,从最一般的符号运动的逻辑中,找出人的思想创造及其文字游戏的内外关系。
    罗兰·巴特意识到,索绪尔的局限性恰恰在于他只限于研究符号运作的一种表现,即单纯研究作为符号多种体系中的语言系列。为此,索绪尔只看到语言符号在表达意义运动中的一个方面,即意义结构中的“能指” (发音的图像)和“所指” (由符号运载的概念)的二元关系。罗兰·巴特的神话研究中,恰恰看到了神话符号的多种可能性:也就是说,神话符号不只是一种言语,而且还可能是一种图像、一种对象、一种公示形式等等。显然,罗兰·巴特看到了神话符号中的第三种因素,即在“能指”和“所指”之外,还有“意义”。罗兰·巴特指出: “通过‘意义’,语词进一步得到证实和确证。神话所发挥的是双重功能,即一方面它指谓,另一方面它又通告:也就是说,神话既使人理解,又强制性地宣告。”神话的威力及其运作范围,潜伏在神话符号的游戏策略中,也渗透于神话符号的相互关系中。实际上,神话符号的运作及其变化是无穷的,因为神话符号本身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自我变化的潜力,赋有自行创造的功能。神话符号可以随着神话本身的讲述及理解过程,发生多种可能的变化方向,导致神话意义在其自身的传播中的反复再生产。经罗兰·巴特改造创新、并具有取代语言系统趋势的符号论,是走出传统语言约束以及争取个人思想、情感、欲望的真正自由的手段。经济论文 
    新尼采主义的思想影响
    20世纪,在当代法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契机:在卡缪的《异乡人》之后,两位杰出的文学家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就是莫里斯-布朗索和让·盖洛尔。他们俩的作品及其文字风格更使罗兰·巴特的评论观点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布朗索把写作当成生命自身的自我探索,当成对语言界限的不断逾越的过程,也当成自身生活历程的探险历程。他的作品总是在悖论和不可能性之间游荡,并以此为快乐。布朗索终生执着于死亡的探索与书写,丝毫不意味着他对生活的厌恶;相反,正因为他时时关切死亡,表明他对生活本身怀有无限的寄望,他把死亡看成是与生活无刻不相伴的过程,坚持认为死亡并非消极的和否定性的事物。布朗索自己号称“要把写作变成从生活到死亡的反复来往的通道”。为此,他非常热爱生活,时刻将生活当成艺术的创作过程,当成真正的审美体验。正因为如此,布朗索才熊以97岁高龄,潇洒地度过他的光辉的一生。他临死前对德里达说:一生的创作,使他感受到“不枉此生”的由衷快乐!
    罗兰·巴特极其重视布朗索的如下观点:文学创作是在使用一种特别的语言,这种语言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它往往具有“双重否定性”的特征,即不但对现实本身进行否定,而且也对其自身进行再次否定。
    文学要通过文学自身的创作历程去探索生命及其死亡可能性。因此,文学家的任务并不仅仅是描述现实,而是探索不可能,探索文学写作过程的最沉痛和最奇特的经验,揭示一切缺席的东西。根据这种观点,罗兰·巴特后来进一步从神话及语言风格的不可见性的角度,深入探讨了文学中各种不可见性及其在作品中的密码化程序。由布朗索所揭示的“文学神秘性”意味着文学必须一再地超越日常生活领域,向一切未开发、未知的世界以及不存在的领域实行超越。文学的这种特殊的任务,使文学创作必须使用“不可能的语言”,一种带有神秘密码的“反语言”。所以,罗兰·巴特和布朗索一样,非常崇敬马拉美,因为马拉美最深刻地触动了语言王国的基础和支柱,很早就提出了对日常语言的质疑,并以其疯狂的奇特语言形式进行颠覆性的创作。
    布朗索指出: “文学开创于文学自身成为问题的时侯!”[5一真正的文学创作必须面对文学本身的内在问题。文学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它必须经历一系列的提问和置疑之后,方能为自身的存在确立正当性的基础。罗兰·巴特认为: “文学的正当性”只能在文字书写的结构中寻求理由。罗兰·巴特由此集中探索文学语言的“双重否定性”,揭示它一方面以缺席的语言表现缺席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又引导我们走向语言之外,在生命的可能性之外尝试一种存在的神秘经验。所以,文学语言几乎接近于对死亡的不可能性的体验!
    受布朗索的启发,罗兰·巴特多次论述文学与死亡的关系,强调“作者已死”的原则的诠释学意义及其与文本再生产的关系。在他逝世之后出版的《哀悼的日记》中,罗兰·巴特通过自己对母亲的悼念情感的描述,指出语言文字的多重结构及其意义表达方面的悖论性。【63作者必须深切体验死亡本身的缺席性质并关切死亡所带来的未来意义。书本语言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情节和戏剧表演所产生的快乐及其死亡加以“冻结” (scellent la mort dela jouissance),使之有可能在历史和记忆中延续下来,并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生产。“零度书写”
    罗兰·巴特认为,文学评论所立足于其上的唯一基础领域就是书写的文本,为此,在文学评论中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活动和革新创造,只能从解构文本书写的逻辑出发,集中在书写的文本领域中进行细腻的分析,并把注意力转向导致文字书写成为普遍可能性的符号论基础。所以,罗兰·巴特从一开始就把思想创造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书写文本的符号分析。如果说,萨特偏重于批判文学创作的异化作用,而新尼采主义者注重于写作的欲望动力的话,那么,罗兰-巴特则集中在作家写作的书写行为,试图在书写(1´ ecriture)中发现作者的思想与文字、读者、社会整体发生关系的关键领域及其运作机制,而且进一步揭示书写本身的活动性,阐明书写的活生生的创造生命力,深刻地揭示作家如何在其书写中,把干枯的、有形的、物体的及非精神性的复杂关系网络,转变成有生命的创新过程。
    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罗兰·巴特把卡缪的作品说成为“白色的写作”,并说: “这也就是一种写作情热的最后残余,它一步步地追随着资产阶级意识的解体。”罗兰·巴特还批评卡缪的“白色写作”,称之为“‘缺席’的文风,文风的某种几乎是理想化的‘缺席”’。罗兰·巴特把这种“白色的写作”的语言表现形式比喻成法语动词时态的“复合过去时”,如同卡缪在他的小说《异乡人》所作的那样。继《异乡人:充满阳光的小说》之后,罗兰·巴特又在1955年发表了《“瘟疫”:一种流行病编年史还是独孤的小说?》。罗兰·巴特批评卡缪的《瘟疫》缺乏道德观念,忽视了社会的人的相互团结二巴特对于卡缪的批评,实际上同萨特在1952年对于卡缪的批评相类似。正因为这样,评论家庄·格林为此而责问罗兰·巴特是否像萨特那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在一篇题名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吗?》的文章中认为,质问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散发出某种类似“麦卡锡主义”的臭味。罗兰·巴特在这次争论中,把自己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萨特主义者”。但是,罗兰·巴特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如同萨特和其他许多法国的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的或教条主义的。用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心目中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的语言具有特殊的、不同于普通日常语言的意义和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学语言含有特定的密码,而这个密码一方面是同作者及其写作社会环境保持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同作者本身的特有文风密切相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学语言的特殊密码并不妨碍每位作者保持其特有的风格,更无碍于作者同广大读者之间的沟通。因此,文学语言既有特殊的密码,隐含着特殊的作者风格,又具有其作为文学语言所共有的普遍性,致使各种各样的文学语言,既能维持和表达其特殊风格,又能毫无阻碍地同广大读者沟通,显示出其文字和语言的“中性”。
    文学语言的密码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应该如何加以分析?它的存在及其运作,意味着什么?是否它同文学本身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这正是罗兰·巴特所要深入考察的。他在萨特同卡缪论争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符号论、结构主义及诠释学的研究成果,更深刻地探讨了文学语言的译码规则及其灵活性。
    卡缪的《异乡人》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文字风格,使罗兰·巴特感受到卡缪的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多层次意义结构及其混沌模糊精神的神秘结合力。他把这种在文字表达上所呈现的神秘语言力量,称为“试图超越其文学风格的符号结构、而达到某种‘中性’ (或‘白色’)书写的书写状态”。这就表明,罗兰·巴特已经发现文字书写与文学表达精神之间的矛盾,感受到文学借用文字符号结构表达的好处、难处及其曲折性,感受到文学精神同文字书写相互矛盾所隐含的复杂社会文化脉络及其复杂背景。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在长期分析考察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意识到:文学评论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反思解构活动。在文学评论过程中,评论家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分析文学作品的书写符号结构及其所要表达的直接意叉,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文学书写符号结构,洞察出原作者所要表达、而又难于或甚至无法表达的那些意义,其中主要是无法经由文字符号表达的内容和意涵。
    由此可见,对于文学家来说,文学书写具有悖论性的意义。文学家当然不得不使用语言符号结构和特定的书写方式,去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义。正因为这样,每个作者都要设法通过其文学语言的特殊符号结构,发挥一般语言表达其意义的特点,尽量使其文学语言采取某种“中立”的性质。
    罗兰·巴特认为,所谓创作的问题,指的是每个作者都要依据其生活环境及其创作意图创造出符合其本身特征的文学语言及风格。这当然是指作者必须有意识创造出自己的文字特色,以其本人所创造的文学情节和人物特征,选择最优美和含蓄的语言文字,使其创作不成为一般语言文字的堆积物。然而,这种文学语言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作者本人所无法觉察和无法掌握的语言表达技巧。在许多情况下,不是作者本人有意识的创作,而是在特定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又由于作者本人特殊的经验历程,使作者会不知不觉地造就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特殊文风。这种带有一定神秘程度的文风,用罗兰·巴特的学生菲利普·索莱尔的话来说,是“在时间的看不见的隧道中游离的旅行者“ isj。因为文风是文字创作中自然造就出来的,不是作者本人生硬地拼凑建构的。
    作者固然要千方百计地创造出自己的语言文风,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自身文风同一般语言运用之间的差距,尽可能使特殊的文风不成为社会所不能接受的怪体。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就要考虑使自己的保有特定距离的文学语言,书写成人们可以接受的中性语言。这是非常困难的文字创作问题。但是,正如罗兰·巴特以及早在他以前的马拉美、乔治·巴岱和拉康等人所共同感受到的一样,语言符号结构和特定的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不但不能指望它们完全精确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且在许多时候,它们甚至还反过来破坏、扼杀或歪曲原本试图表达的意义。罗兰·巴特反复分析这一悖论性,特别是探讨了其中存在于文字符号、文学书写及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复杂因素。他认为, “文学确实包含一定的难于克服的困难,文学不得不通过一种并不自由的文字来表达自身的意义”。所以,在罗兰·巴特看来,“作家是在其‘如何写作’ (comment ecrire)中极力吸收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为何如此’ (le pourquoi)的一种人。其中的奥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在于:这样一种自恋式的活动,在整个连绵几千年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一直不断地激发起对于世界的发问。也就是说,当作家自己自我封闭于‘如何写作’的时候,作家竟然在完成其工作的当儿同时发现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世界‘为何如此’?各种事物的意义是什么?”¨o]
    罗兰·巴特认为,作家无需靠直接的宣言表明他们对于写作的态度及立场,而是全靠他们的文字使用技巧及其文风。只有通过文风和文字技巧,其文学效果才可以对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了重评罗兰·巴特的文学批评理论,法国学术界正在展开对文风问题的越来越激烈的争论。2010年4月在巴黎出版的《批评杂志》,以双号的庞大篇幅,集中讨论文风。在探讨文风问题时,相当多的作家和思想家认为:文风不只是文字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作家本身的生活风格;它不仅关系到每个人在生存中所呈现的个性的独一无二特征,而且还体现其个人生命的生存冲动意志的具体能量的容积及其可能潜力。正如《批评杂志》的编辑部所说: “我们的生存的任何领域都不可能不风格化(Nul domaine de notre existence qui ne puisseetre stylise)。”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显然已经远远超出索绪尔和列维一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他对于各种意义的解释,不再采纳列维一施特劳斯关于声音与意义的双重结构的观念,而是更多地发展了拉康等人所提出的三对各自相互双重纽结的巴洛美扭结的重要观念,迈向将“结构”与“解构”相互结合的更灵活的思路。后现代的法国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从此不再局限于对语言结构的分析,而是深入揭示语·言游戏的各种话语运作和论证策略的奥秘,同时探索进行自由创造所使用的自由语言游戏的新策略。
    德勒兹在谈到法国结构主义思想时说: “在语言之外,在语词的现实形式及其发音部分之外,在与语词相联系的形象和概念之外,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发现另一种性质的东西,某种结构性的东西(objet structural)。”这种“结构性的东西”,既不是语言和符号本身,也不是语言和符号所指涉或指谓的现实对象,而是一种既不同于前者,又不同于后者的东两,但它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上述两种因素的存在及其运作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这种被德勒兹称为“第三种凶素”的东西,把结构主义及其后裔带领到一个新的境界,一种引起更广阔想象力的领域,使人们超出传统思想的范围,在前所未有的新领域中开拓自己的创造力量。罗兰·巴特是一系列试图闯出传统思维模式,开创新思考模式的当代法国思想家之一。他的创造性努力,不仅扩大了结构主义的思考范围,而且也丰富了结构主义的成果,并将结构主义引申到更高层面,从而加速了“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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