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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华政策何以“逆转”

    时间: 2011-02-04 栏目: 国际政治论文

      美国对华政策何以“逆转”
      
      口刘建飞
      
      内容摘要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度表现出对华友好的姿态。但进入2010年以来,中关关系却跌宕起伏,外交冲突接连不断。如何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逆转”?这是奥巴马政府出于内政需要而采取的一时之策,还是战略性的调整?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关键词 奥巴马政府 对华政策 逆转 未来发展
      
      作 者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091)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度表现出对华友好的姿态,谋求与中国“同舟共济”,将双边关系由布什时期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升为“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甚至一些美国战略专家还提出建立一个中美共治的“两国集团”(G2)。然而,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却跌宕起伏,外交冲突接连不断。不仅如此,在中国与别国涉及重大利益的纠纷中,比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美国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根本不顾事情的是非曲直,甚至改变以往不介入或不公开介入的做法。那么,如何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逆转”?这是奥巴马政府出于内政需要而采取的一时之策,还是战略性的调整?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能否恢复到奥巴马上台初期或布什时期那样?有无可能滑到冷战时期美苏对抗那种状况?
      
      内政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出现如此急速、大幅度的“逆转”,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的,其中以中期选举和军工利益集团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最为突出。
      
      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举。每四年一次大选,要选出新的总统和国会全部众议员以及1/3的参议员。在两次大选之间,还要有一次中期选举,选出全部众议员和1/3的参议员。中期选举往往会改变国会两院的人员构成和两党力量对比,从而影响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如果国会两院由总统所在的党即执政党控制,那么总统在施政上就会有很大的自由度;反之,总统就会受到严重制约,执政能力会大打折扣。从美国选举的历史来看,中期选举通常不利于执政党。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大选中执政党同时也成为国会两院多数党的时候,选民出于权力平衡的理念,更倾向于将选票投给在野党。
      
      2008年大选后,民主党继续控制着国会两院,这为奥巴马推行“新政”创造了很好的政治条件。然而,奥巴马上台一年多来,虽然在内政外交上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美国老百姓并不满意。在各种民意调查中,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率持续走低。经济历来是影响选举的首要因素,选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钱袋子。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让很多人失望,特别是同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发出的鼓舞人心的承诺形成很大反差。民意下降,再加上中期选举的规律,使奥巴马政府产生了危机感。民主党虽然并不奢望继续控制国会两院,但是也不能输得太惨。
      
      然而,在内政方面,奥巴马手中能够影响中期选举的牌实在有限,只好到外交领域去挖掘资源。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有“十月惊异” ( October Surprise)之说,意思是每到选举年的十月份,即投票前一个月左右,如果发生美国同别国的冲突,那么肯定会有利于执政党赢得选举,因为这时选民会考虑从国家利益大局出发,让总统更有执行能力。在决策上少受国会掣肘。当然,能够产生“十月惊异”效应的外交事件必须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为了选举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无事生非,人为制造事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一旦被揭露出来,那对肇事者及其所在政党将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近几十年来,“十月惊异”已经很少出现。比如2008年大选,共和党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布什政府并没有为了影响选举而刻意搞“十月惊异”.
      
      不过, “十月惊异”现象说明,外交事务是会影响选举政治的。奥巴马政府打外交牌来影响选举,人们都心知肚明。上台之初,奥巴马大搞“柔性外交”、“微笑外交”、“倾听外交”、“握手外交”、“鞠躬外交”,虽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感,但是却遭到美国国内保守派的攻击,认为这种做法有损美国“世界领导者”的尊严。这迫使奥巴马政府进行政策调整,对华政策就在调整之列。2009年,奥巴马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确实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但是美国保守派却认为,美国的好意并未得到中国的回报。他们宣称,奥巴马访华是失败的,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让媒体公开报道他的活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奥巴马受到中国低级别官员的羞辱;在售台武器、会见达赖、黄海军事演习上,奥巴马所作所为都是按惯例行事,但却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指责……奥巴马政府要应对这种局面,一定要有所表示,堵住保守派的嘴,弱化保守派攻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对华强硬还可能有助于促进“十月惊异”的出现,如果中国以牙还牙,以强硬对强硬,就有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事情,假若持续到十月还解决不了,那必定产生“十月惊异”的效果。当然,随着中期选举的结束,美国对华政策还会有所调整,毕竟美国也需要有一个稳定而良好的中美关系。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的作用非同一般。而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当属军工利益集团最为突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冷战期间,由于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刺激了美国军事工业蓬勃发展,军工企业为美国取得冷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冷战后,美国一度削减军费开支,但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军费开支又大幅度回升。这一方面同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有关,另一方面又同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有关。从全球战略角度看,美国要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需要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但是,光是全球战略的需要还不足以让美国保有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现在美国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全球的将近一半,远远超过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眼中的那些“潜在战略竞争对手”.根据俄罗斯世界武器贸易分析中心报告,2009年全球军费开支总和为13350亿美元,其中排前10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俄罗斯、沙特、意大利、印度)总和为9855.55亿美元,占全球73.820/0;而美国一国就占全球43qo,为5740.7亿美元,超过其他九国的总和,而且是大幅度超过。[1 3在这九国中,多数为美国的盟友。被美国视为“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的只有俄罗斯和中国,而这两国军费开支的总和只有1083.75亿美元,不及美国的1/5.单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维持这么庞大的军费开支实在是巨大浪费。美国要继续在阿富汗的战争、打击基地组织、维护伊拉克局势稳定、威慑伊朗、防范崛起大国的威胁,这些确窦需要军事力量,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现有军费开支的一半甚至更少就足够了。可见,美国保持庞大的军费开支还有别的动因,那就是军工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这个利益集团既已形成,它就会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渲染美国面临的严重安全威胁,特别是崛起大国的威胁,鼓吹美国肩负着维护世界秩序、推进民主等“天定命运”,成了它要求美国政府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的主要依据。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自然会有一些战略专家、政客帮助它摇旗呐喊。久而久之,在美国形成了“黩武主义”或“武力哲学”.
      
      第二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对这种“武力哲学”做过精辟阐述: “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责无旁贷的国家,我们站得高,因而比其他国家对未来看得更远……” -21奥尔布莱特是民主党人,其对外政策思想当属自由派,是从自由主义的思维去看问题,因此强调美国的“天定命运”.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则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使用武力的偏好。他引用英国的一句谚语:“当你手中握有一把锤子时,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像是钉子。” 美国已经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当然不会甘心让它闲置无用,所以要寻找使用的对象。而钉子和锤子又会形成一个相互建构的关系。钉子越多,就越需要有更强大的锤子。奥巴马是民主党人,虽然不像布什政府和共和党那样与军工利益集团关系密切,但也不能摆脱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
      
      对华政策“逆转”更是战略考量
      
      国内政治影响美国外交,特别是对华政策,但那只起辅助作用。因为毕竟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对外战略需要,党派利益、利益集团因素虽然会卷入其中,但不是决定因素。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事务中,美国两党通常是保持高度一致的。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两党就有高度的一致性。自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政策并未因政党轮替而发生重大变化。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所奉行的对华政策框架,即以合作、接触为主,辅以防范、牵制。
      
      冷战后,美国确立了以维护霸权为最高目标的全球战略,为实现这个总目标,美国要从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这三个方面同时着手。在这个框架中,中国扮演着双重角色,有些方面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有些方面是合作伙伴。正是因为这样,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直到1997年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对华政策才算比较明确下来,即以接触为主,但是并末放弃牵制、遏制。布什上台初期,大有将对华政策由接触为主转为遏制为主之势。但是, “9-11”事件迫使布什政府大幅度调整全球战略,将反恐、防扩散、整治极端伊斯兰势力作为首要任务,为此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由此,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但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牵制、防范因素并未消除,因为美国仍然在贯彻原有的霸权战略。实际上,美国是将霸权战略与反恐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霸权战略是适用于整个后冷战时期的战略,而反恐战略则是适用时间相对较短的阶段性战略。
      
      2006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塑造中国”作为对华战略的目标。报告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大大改变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美国应当尽量将崛起的中国塑造成美国的合作伙伴,阻止中国强大后变成美国的敌人:但是,中国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到底在崛起后走向何方,是成为美国的伙伴还是敌人,是很不确定的,所以美国要作好防范的准备;防范的办法就是加大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布置,同时加强原有联盟体系。 奥巴马上台后,一些智库还提出了“平衡”中国的战略构想,即通过同日本、印度、韩国、印尼等亚洲民主国家的合作来抵消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继续主导亚洲事务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进一步崛起,美国对华战略中防范、牵制、平衡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增强。据此,未来中美关系肯定会麻烦不断, “好也好不到哪里”.
      
      当然,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逆转”确实让人感觉太猛了一些。直到2009年底奥巴马访华之时,美国对华政策仍然相当积极,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出要建立战略互信,关注中国的核心利益。可是才仅仅几个月,美国就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不仅没有了发展美中“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的姿态,反倒在有些方面还不如布什政府,比如插手南海问题、在钓鱼岛争端中公开支持日本。出现这种局面,与双方战略沟通不够,造成逆向战略互动有很大关系。当中国认为美国的一些做法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而强烈反对时,美国则认为这是中国傲慢的表现,中国不愿意成为美国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甚至还想趁美国深陷金融危机需要中国帮助之时,试图将美国赶出东亚。于是,美国只能通过加强其原有的同盟体系来牵制中国,拉拢东盟国家来“平衡”中国,并高调宣称要“重返东亚”.不过,战略沟通不够只是加剧了“逆转”的程度,而不是“逆转”的根本原因。
      
      在观察美国外交时,还需要注意到,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逆转”并不仅仅针对中国,而是面向全球。罗伯特·卡根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2010年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他将奥巴马政府上台头两年的外交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向所有人,尤其是敌对势力展现更加友好的面孔,以修补美国的全球形象;第二阶段将是重新发挥美国的影响力,即使这意味着挑战一些国家并让另一些国家失望。卡根还认为,如果说第一阶段是“重启”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那么第二阶段将是发现“重启”的界限,并在发生意见分歧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如果说第一阶段致力于改变布什时代的做法,那么第二阶段将抛弃这种自我强加的束缚,追求传统的美国利益与原则,即使布什也曾这样做过。卡根通过对比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重要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两次讲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次是2009年7月15日,另一次是2010年9月8日。卡根认为,前一个讲话“听上去像一位教授对国际关系的幻想:她谈到用‘巧实力’解决‘多伙伴世界’的‘集体行动问题’。她强调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关系,却只用一个毫无生气的段落简要谈及传统的民主盟友。”而后一个讲话中“没有不切实际的外交关系言论,她既谈到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也谈它们是‘威权主义国家’。她用10个段落淡论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在欧洲、北美和亚洲‘与我们有着相同的根本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改善关系。”卡根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评价,不一定十分准确,比如他称美国“重启”对华关系,就不符合事实,因为布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就已经相当积极,谈不上什么“重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只是在对俄罗斯关系上用了“重启”这个字眼。但是,卡根所分析的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却是成立的,尤其是在发展同“民主盟友”的关系上,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有明显的不同,而重视发展同“民主盟友”的关系则与对华政策变化有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奥巴马对华政策“逆转”是其总体对外政策调整的一部分。
      
      战略专家助推美国对华政策 “逆转”
      
      美国的外交政策虽然由总统及其外交班子来制定,但是思想库和战略专家则为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战略专家们提出来的,是他们提供可供政府选择的方案。不同流派的战略专家对政府影响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战略界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四股战略思想和力量。第一股是传统现实主义,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为代表。这些人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中国崛起后,必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不管中国将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变化,只要中国的实力强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就必然会引起美国遏制。在美国看来,真正能挑战其霸权地位、威胁其生存的是大国,而不是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只是美国目前国内安全的威胁,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更不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皮介之疾,而崛起大国才是心腹大患。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是中国。所以美国应该尽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中国的崛起是不能阻止的,但却可以使其延缓。他们批评美国现在所从事的反恐战争是偏离了战略方向,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很受美国军方和老保守派的欣赏。
      
      第二股是新保守主义,罗伯特·卡根是代表人物之一。他们认为,推进民主应该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为了推进民主,美国可以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实际上,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新保守派拥护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就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不过这些人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也有批评,认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军力投入太少,从而才导致后来难以自拔的局面。根据新保守主义的逻辑,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待这一任务完成后,中国(如果仍然未实现民主化的话)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
      
      第三股是自由主义,在民主党内任过职的许多战略专家都属这一流派。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伴随着崛起,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就像现在的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那样,虽然双边在经贸等方面有很多矛盾和摩擦,但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在自由派眼中,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是最危险的。
      
      第四股是理性现实主义,许多在共和党内任过职的战略专家如基辛格都属这一流派。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拦的,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尽管它心里不高兴。美国目前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整治伊斯兰世界,为此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说,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不会干它不能为的事情。既然阻止中国崛起是不能为的,为何不同中国合作,使自己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受益呢?而遏制中国只能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到时候真的会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这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在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影响较大。美国的中东政策基本是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而对华政策则主要受理性现实主义影响。随着布什退任,再加上美国在伊拉克遭遇挫折,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剧减,但是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新保守主义的许多主张很得自由派的赞同,至少在推进民主这个大目标上是如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实际上是吸纳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理性现实主义这两个流派的战略专家。执政初期的政策,理性现实主义的色彩较浓,而到了罗伯特·卡根所说的第二阶段后,自由主义的色彩明显增强,同时还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味道。而这两个流派对近年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实践都做出了负面的解读。传统现实主义盯住中国军力发展。特别是中国海军力量及航天力量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同周边国家的争端及同美国的较劲,强调“中国军事威胁论”.自由主义则关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以及中国模式对美国模式所带来的挑战,突出“中国模式威胁论”.这两种认知都促使奥巴马政府“逆转”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逆转”,但未质变
      
      说美国对华政策“逆转”,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将主要战略矛头指向中国,就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集中全力来对付中国。因为,毕竟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基地组织等还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反恐防扩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美军虽然撤出伊拉克,但是伊拉克局势仍然前途未卜,美军还有“二进宫”的可能;奥巴马的“阿富巴战略”绝不是短期内就能达到目的的;伊朗核问题几乎成了让美国既头痛又无解的难题;从美国纪念“9-11”事件九周年的各种景象来看,恐怖主义仍然是美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而“核恐怖主义”的前景更使之雪上加霜。这些安全难题的存在使得美国极不愿意再制造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强大敌人”,更何况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的国家还不止中国一个。
      
      再者,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密切到难分难断的程度,在将中国制造成“敌人”的同时,也会伤及美国自己。美国人是非常务实的。美国战略家明白,如果美国执意要阻止中国的崛起,至多只能使中国的崛起进程延迟,但最终中国还是会崛起:但是,与中国为敌肯定会使美国霸权衰落得更快。这不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大目标,因为美国的大目标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霸权地位,而不是简单地阻止某个大国崛起。当然,大国崛起就意味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对美国来说,应对大国崛起之道无非两条:一是与崛起大国合作,并借此进一步发展自己,巩固霸权,甚至必要时与之分享霸权,在这个过程中,会在不伤及自己的情况下对之进行牵制:二是同崛起大国对抗,最终导致自己加速(行政管理论文) 衰落,在这个过程中,第三者可能乘势崛起。两条道路,前者肯定是上策,而且也是目前美国的选择。
      
      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的意图很可能是进行战略试探,即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到底在哪里。美国的另一个意图是向亚洲盟友显示其重返东亚的决心,以便让那些盟友能放心地追随美国,同时遏止有些盟友已经出现的离心倾向,比如日本和韩国。对“强硬化”,至多也只能解读成美国试图在反恐防扩和遏制中国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而且遏制中国并未超越反恐防扩成为首要目标。2010年5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依然坚持2006年报告的对华政策基调,以寻求中国的合作为主线。此前由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是坚持这样的基调。当然,美国的保守派对这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深为不满,于是又搞出一份另版的“防务报告”,其对华政策要比正版报告强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另版报告只是个别智库和战略专家搞的,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其权威性与正版报告无法相比。而且,即使是这份对华更为强硬的报告,也没有将中国作为美国的敌人或现实的战略竞争对手,它只是强调美国在打赢眼前战争的同时要兼顾应对未来的挑战,同时强调发展硬实力,强调应对中国快速增长的军力。
      
      在认识美国对外政策时还要看到,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自认为是“世界的领导”,利益是遍及全球的,因此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可避免地要秉持“霸权逻辑”.将大中东作为战略重心,并不等于就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在反恐防扩的同时,一直在加强其早已拥有的但在反恐方面作用有限的超强军事实力,试图以此作为其霸权地位的基石。但是,美国加强军力,包括( 范文先生网 http://www.nucuoivn.net)在西太平洋地区加大军力布置,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尽管中国是主要对象之一。在评估美国对华政策时,切忌一叶障目,眼睛只盯着中美两家,放大美国在一些具体政策上“强硬化”的战略意图,从而得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已经移向东亚,中国已经被美国由“潜在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提拔为“现实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错误结论。
      
      促进中美关系良性互动
      
      从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发展态势来看,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已经发生的“逆转”也不是不可能再“回转”.要遏止“逆转”,促进“回转”,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并形成良性互动。这里首先需要充分认识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继续“逆转”的危险性。
      
      许多人在讲中美关系时,都喜欢用一句套话: “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笔者以为,前半句是对的,而后半句则只是部分正确。说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去”是有条件的,就是两国政府、战略家要精心呵护双边关系。对中美关系绝对不能抱宿命的态度。那种以为“反正坏也坏不到哪去,那就任其自由发展吧”的态度是十分有害的。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目前支撑中美关系的两根支柱是经贸关系和反恐等安全合作。然而,这两根支柱都不是坚不可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同德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但这并未阻止两国兵戎相见。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宁可同恐怖组织、塔利班结成盟友。回顾国际关系史可以洞见,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之间走向冲突的案例比比皆是,相反的案例却鲜见。美国霸权取代英国霸权算是一例,但是两国之间有太多共性,是中美之间无法相比的。可以说,中美关系犹如上坡行驶的汽车,前进远不如倒退容易;如果前进动力不足,又未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它就有可能持续向后滑行,甚至滑到危险的境地。
      
      有些观察家用美苏冷战来比较中美关系,虽然有些夸大中美冲突的程度,但却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当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设想同苏联一起来共管世界,和平相处,可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背离了罗斯福的初衷。双方不仅进行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而且还大搞军备竞赛,乃至核军备竞赛,使整个人类都被笼罩在核毁灭的阴影中。按罗斯福的设想而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也成了美苏冷战进行外交斗争的场所。冷战的结果是“一死一伤”,美国虽然成了“不战而胜”的胜利者,但实力却受到严重削弱,西欧、日本乘势而起,同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更为重要的是,冷战使大量资源被用于军备,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而且,美苏争霸还导致世界许多地区局势动荡,甚至发生局部热战。冷战既有害世界和平,也不利于共同发展。
      
      中国正处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中国从自身发展战略出发,也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霸权国家在同崛起大国的博弈中,往往拥有更多的战略资源,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美国不仅掌握着其他数个大国加起来都难以抗衡的军力,拥有科技、金融等方面首屈一指的实力,维系着几乎囊括了所有发达国家的联盟体系,而且在众多国际组织中充当着实际的“领导者”.东南亚许多国家近来的表现就显示出,这些中小国家更相信超级大国所能带来的安全保护能力,而对崛起大国通常持战略怀疑态度。此外,中国尚未完全解决的国家统一、领土主权争端等问题,也很容易被对手当成“软肋”.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需要坚持韬光养晦。当然,中国随着实力增强,利益也在拓展,在国际舞台上应当更加有所作为。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中国需要把握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美国对华“强硬化”的行为,自然会增大中国的战略压力,甚至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斗争的同时,还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合作,努力化解分歧,以避免造成中美相互战略误判。
      
      参考文献:
      
      [1]东方网,2010.8.25.
      
      [2]贝恩德·德布斯曼。美国永远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吗7.路透社,2010.10.1.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10.5.
      
      [3]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40-41.
      
      [4] 白宫官网
      
      [5]罗伯特·卡根。美国:曾经努力融入,现在准备领导,华盛顿邮报,2010.10.1.转引自参考消息,20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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