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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与生命哲学——一种基于“存在论”的历史性考察

    时间: 2011-01-31 栏目: 国际政治论文

    海德格尔与生命哲学——一种基于“存在论”的历史性考察
    卢云昆1,姬兴江2
    (1.云南大学 学报编辑部,云南 昆明650091;2.云南大学 学生处,云南 昆明650091)
    摘要:“生命”是早期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一个关键词。为了确立自己的生命概念,海德格尔和当时占据主流地位、并具有重大影响的生命哲学中的生命概念作论争,正是在揭露对于生命的各种流行的理解的不足之中,海德格尔确立了自己的生命概念的基本内涵。在海德格尔看来,生命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只是把生命看作是和各种不同的日标、规范、终极价值之间的关系,而这些不同的目标、规范、终极价值是确定的。海德格尔的生存概念的提出,是他对生命哲学中的生命概念的批判性结果。正是生存概念所包含的那一个维度表明了海德格尔现象学中最为根本的东西。
    关键词:早期海德格尔;生命哲学;雅斯贝斯;生存;形式显明/形式指引
    中图分类号:B516 .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2010)02 - 0006 - U7
    在《存在与时间》的一个注脚中,海德格尔特别指出,“这里想要注明的是,关于对周围世界的分析以及一般的对此在的‘实际状态的诠释学’已在笔者1919/1920年度冬季学期以来的课程中多次讲授”。严格说来,在这一表述中有一个小小的但无伤大雅的舛误,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对于周围世界的分析,海德格尔早在战时困境讨论班就已经开思了,并且他的许多非常重要的思考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它们的源头和窥见其端倪;而且,这次讲座-1919/1920冬季学期的课程《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重心本来就不在周围世界而是在自我世界。当然,后一个问题,确切地说,直到1922年的讲座《存在论:事实性的释义学》中才得到了比较完善、细致而深入的探讨,而“事实性”首次在海德格尔的讲座中作为一个正式的问题提出来,也是到1920年夏季学期才开始的。在1919/1920年的冬季学期讲座中,海德格尔把问题的重心大多放在了自我世界而非周围世界的分析上,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世界和经历( Erlebnis)这两个概念的分析乃是相辅相成的。
    对于海德格尔而言,1920年似乎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头,就在这一年,海德格尔殚精竭虑地想要找到一个词来命名他自己的现象学所关注的那个领域——亦即那个源初地被给予出来的事实的领域,生命之源初经验的领域。在战时困境讨论班的讲座中,海德格尔把它命名为“自在自为的生命”,后来在1919/1920冬季学期的课程中修改为“事实性的生命经验”,再后来,在1920年夏季的讨论班上,海德格尔已经开始使用“具体的实行着的此在”这个术语了。同时,与之相应的是,海德格尔在方法论上开始自铸新词,即把那种通过对于各种前概念进行分析而返回到本源的方法、方式称作解构( Destruktion),从此,“解构”一词正式进入海德格尔的哲学运思中,并且开始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最初,海德格尔还只是把它用来和传统哲学中的先验、客观化和对象化等概念相抗衡,但随着后来它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遂逐渐演变成了对于任何一种从本源性“跌落”到日常状态的表面化生存倾向中去的消解剂。尤其是当海德格尔在那个时候用它来应对那托普、狄尔泰和雅斯贝斯的生命哲学时(因为这三个人在海德格尔思想历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通过对这几个人的思想的解构,最终摆脱了当时流行的生命哲学的影响,并赋予自己的生命概念以完全不同的含义,而且最终舍弃生命概念,找到了“此在”这个更为合适的用语。
    和青年黑格尔一样,青年海德格尔也有过一段使用生命概念来表达自己哲学研究对象的时期,但很显然,海德格尔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是深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生命哲学,尤其是狄尔泰和尼采的生命哲学之影响。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这个词,盖因他特别看重这个词的两个方面:一是这个词的切己性,它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存在毫无关联的东西,不是在我们之外的、可以以理性的态度视作为认识对象的东西。另是这个词的动态意味和不可规范性;因为生命不是一个静态停滞物,所以,它不能像对待任何没有可能性的事物那样以固定的眼光来把握。当时流行的生命哲学就是这样而组成了一种特殊的建构。然而,为了确立自己的生命概念,海德格尔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与当时占据主流地位、并具有重大影响的生命哲学中的生命概念作争锋,正是在揭露对生命的各种流行的理解的不足之中,海德格尔确立了自己的生命概念基本内涵。
    在“作为严格科学或者源始科学的哲学”和世界观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亦即世界观哲学要求哲学为实践生活(生命)奠定基础并且对之提出命令和要求,它所考虑的是实践生活(生命)的基本目标、规范和价值。无论处在这个方向上的哲学家本身的思考如何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无论是从思辨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都同意生命本身是源初的和基本的现象。但是,先验哲学却恰好相反,它们并不关注生命本身,它们仅仅把生命看作是和各种不同的目标、规范和终极价值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哲学来说,这些不同的目标、规范和终极价值是确定的,对于具体的生命来说也别无二致。它预设了一种认识论的方向,而这一点正好和生命哲学南辕北辙,互相反对。为了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生命概念的含义,海德格尔梳理了流行的理解生命概念的两个基本方向。其一,把生命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塑造和对象化,即把生命自身表述为“文化”。从这个方向出发,生命被理解为从自身之中设置出来(Aus - sich -heraussetzen),存在和生存的基本意义是创造性的塑造。这是一种外在化的方向。其二,把生命看作是活生生的体验和遭遇。从这个方向出发,生命被看作是聚集人自身(in sich einholen),也就是被生活的自己,被体验的自己。相应地,存在和生存就是这种体验。这是一种内在化的方向。
    在海德格尔看来,第一种方向必定会导致先验的问题,因为把生命看作是对象化,这就把处于历史发展中的生命放到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体系之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个表示精神自我开启的创造性的集合概念,它在自己的每个领域都有三种外在的表现形式: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因此也就有相应的几种内在活动:科学,道德,艺术以及宗教。先验哲学希望能够超越事实性的历史语境而进入到科学、道德、艺术或者宗教的超历史的、绝对的规范或者“观念”之中。在它们那里,生命不是如其自身那般被看待,而是被看作和终极价值之间的关联。从终极价值的角度来看,任何历史的东西都是相对的和特殊的,都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缺陷。然而,如果事实性是粗糙的感性现实,而理想或观念是没有任何生机的超感性的领域,那么这种历史的事实性怎么能够获得理想的内容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康德主义者确实有着柏拉图主义的印记,换言之,这个问题不过是柏拉图理念学说中理念对于感性的优越性的翻版。价值、理性观念以及原则的无条件的绝对有效性和历史独特性、事实性和变化之间的对立,只能通过某种中介的桥梁作用才能够得到和解,而这种中介,在特洛尔奇等人那里就是历史的动态机制这种带有明显局限的逻辑。先验的问题可以通过新教神学的命运而得到理解,因为在那个时代,基督教的历史性发展已经开始挑战基督教的绝对性。特洛尔奇发现,基督教神学也很难逃避历史自身发展的法则,因为历史法则具有普遍性特征,这就使得神圣理性或者神圣生命也必须以永远鲜活和永远独特的个体化的形式不断地显示自己。同样,在面对19世纪的宗教史和比较宗教的发展过程时,施莱尔马赫为基督教引入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也提出了为基督教的绝对有效性奠基的问题。
    第二种方向的生命理解所引向的问题是非理性问题。在这种理解看来,生命只有在它自己的完满性中,在它全部的模糊性和私密性中才能够被体验到。现代人的那种情感能力以没有“前见”地逐渐触伸到生活的所有可能的领域。理性的态度被看作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的态度,自有其本身的界限,同时其他的态度也应该得到培育,但这种培育不同的生命可能性的做法却给哲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生命自身失去了它本来就应该具有的那种总体性。从这种方向出发,我们无法避免生命最后走向纯粹的唯我主义和私人性,肉身主义和缺乏规定性。它要么是一个任意的自我设定,要么无可奈何地服从支离破碎的倾向。
    海德格尔没有像别的思想家那样试图调和这二者,或者试图充当没有原则的居间调停者,以抹平这两种方向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能事,而是力图回到问题的本源,也就是产生问题自身的源头。同样,海德格尔既不像当时流行的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那样试图把哲学融人到文化当中以缓和这种矛盾,也没有像雅斯贝尔斯一样试图把哲学融人到心理学的经验之中,并以此来理解哲学的普遍功能。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两种做法都有可能导致怀疑论。于是,他从根本上放弃了为这个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对立者搭建一座桥梁的做法,因为这条鸿沟本身的存在并不是合理的,故而要追溯问题的根源:这种对立的合理性何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对立是真实的吗?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之所以会面临着这种困境,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达到一种彻底的现象学境域,因为真正的现象学方法所处理的大多是基本的哲学概念:对象性,经历的处境等等。因此,寻求概念意义的澄清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危险:那就是这种探究常常会在某个步骤上停止不前,只关心某些个别的意义而完全忽视了对于意义的全部语境的考察。而意义之所以被称为“意义”,是因为它们指向不同的对象领域,于是问题变成了这些不同的对象领域如何才能相互通达的问题。澄清这些东西也就预设了对这些对象和意义的统摄可以在其中加以综合考察的那个境域。
    这样,已经变得非常清楚明了的是,现象学的解构根本不像从字面上看去的是一种纯粹的消解,相反,解构既是有章可循的,也是有所建构的,其内在的方法恰恰可以直接通达问题的本源。单个的意义首先必须被看作是不充分的和含糊不清的,而且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特征,当它们出现在事实性生命过程中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在那种非决定性之中。这种自在的非决定性指向语境,而对于语境的追求是为了揭示概念的意义。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必须理解前概念。所谓前概念,也就是指意义语境的前构形和理解处境语境的动因。当然,这种前概念不是我们要探寻的那个最终境域,而恰恰是要回溯到从哲学上来说最为基本的经验的那个东西。每一个现象学的一批判的解构都是“和前概念绑缚在一起的”,而且是随着它所指向的那个意义语境的构形而产生的。因此,现象学的解构并不是源初的,基本的,它只是要回溯到全部哲学问题从其中产生出来的那个基本的现象学经验。但是,它也决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可以被我们随意省略或者忽视。它自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是哲学方法的目标,因为哲学不属于定义和普遍概念的领域,而是属于事实性的生命经验之完满性的领域。
    然而,这种完满性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某种实证主义哲学。哲学的对象并不都是事实性经验,因为每一种事实性经验都在它的意义性特征( Be-deutsamkeitscharakter)中有它的本源结构。但是,这种特征在某些语境当中会消退,被经验到的东西会从它的本源的可通达性中“跌落(abfCillt)”,从而在它的本源性中变得不可通达了。这种消退会影响经验的方式(关联意义),以及由此而影响生命的反应(实行特征),以致于在其中所经验到的东西最后变成了纯粹的有用性,也就是说,它被吸纳进了日常的生活方式,经验再也没有“意义”所要求的那种和我之间的关联了。所有的知识和兴趣,所有的教育内容等等,都以同样的方式退化了,这样,就需要我们努力把这种纯粹功能性的关系重新转变为本源性。如今,我们的事实性生命当中已经遭到了科学概念以及相关概念的到处侵袭,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恢复它的本源意义,并从它的这种已经退化了的状态全面回复到它的本源性。这就是现象学欲对生命哲学予以解构/建构的旨趣之所在。
    在1920年暑期讨论班讲座之后,对于理解海德格尔生命概念最有帮助的当属海德格尔写于1919 - 1921年期间的一篇论文——《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在这篇被雅斯贝尔斯看成是唯一看到了他自己的工作的不足的论文中,海德格尔不仅对雅斯贝尔斯的生命哲学进行了批判性的清理,而且对于整个生命哲学及其最终可能性也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在对那托普和狄尔泰予以全面的批判之后,海德格尔开始在这篇论文中着手对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心理学进行解构。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雅斯贝尔斯作为批评对象,决不是随机选择的结果,而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目的,在他看来,这本书的成果早已经接近问题的真正边缘,雅斯贝尔斯的问题意识和他的方法的真正倾向和基本动机具有独特的意义,因为这部著作强调作为整体的心理学应该让人认识到“人是什么”,并且它旨在检视“心灵生活的限界”,从而为心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总体视界,因此它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海德格尔认为,对雅斯贝尔斯的批判必然是一种放弃在固定的方向标准意义上的批判,但这并不等于不加批判地支持一种悬而未决的、毫无差异的、调和一切的折衷主义。批判乃是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批判,是没有前提的批判,是悬搁起一切成见的批判。这种无前提不是指我们把在那种本己的历史处境里已然现成存在的东西扩大开来,并扩大到事情本身( die Sache selbst)的自在之中,而无视于事情自身的一个固有特性,那就是,一切直观之发生,都是在某个确定的方向和某种预先取得境域的前概念之中。本源性的意义并非处在历史之外或者超越于历史的理念,相反,“无前提性本身唯有在事实性地以历史为取向的固有批判之中才能被赢获。”‘21´P7’海德格尔反对任何一种具有确定取向的批判标准,反对以某种凝固的理想来衡量雅斯贝尔斯的思考,而要求批判或者探究“必须完全具体地实行在一种具有确定方向的、精神历史上的对传统的解构( Destruktion)中。这种解构任务相当于那种阐明,即对于哲学的基本经验从中源起的那些给出哲学动机的源始情境的阐明。”
    在对雅斯贝尔斯的著作的两个任务的阐明中,海德格尔注意到,世界观的心理学所要考察的是心灵之整体,而世界观方面的运动必须根据极限处境来理解。心灵生活的这种处境会引起特定的反应,并且这些反应总是发生在作为其中介的心灵生活的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中。所以,与世界观问题一道被给予的是一种确定的对于心灵的把握。对于心灵生活的确定把握和流行的生命哲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生命哲学没有任何自我约束的倾向,它的前提是虚假的原始性,而世界观心理学的目的是要给出作为自我沉思之手段的各种澄清和可能性。海德格尔这样告诉我们:
    这种澄清工作乃是关于以某种方式被看待的“生命”的澄清;随着澄清之开端、澄清之技术、澄清之目标的范围与方式,对于这样一些澄清的占有者来说,生命本身就被逼入某个确定的方面之中。如果说可能性被开启出来,那它们就是在生命和心灵此在的一个确定地被表达出来的方面中的可能性,是对这个方面而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是借此表达出生命本身之方式的一个本质性意义。
    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对于生命是不可能按某些哲学家所认为的以那种毫无偏见的纯粹观察的态度来看待的,对于生命的沉思,一旦“按其意义来说,也已经要求着那种进入和同行( Ein -und Mitgehen)”,换言之,如果我们真要理解“人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么,在真正的和先行的任务提法中,一方面包含着我们对于心灵一精神此在整体之存在意义的前概念,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生命应该在其中被澄清且被经历的那种困难方式也须有前概念。
    前概念普遍地存在于事实性的生命经验中,也就是说,存在于哲学和科学活动中,然而,重要的是,当前概念处于某种关于事物的原则性认识的实践功能时,会共同经验到这种前概念,并且是在为了它们本身所要求的“普照之光”中去共同经验这种前概念。海德格尔在这里把一切前概念的问题最终都归结为方法的问题,盖因前概念和方法其实都来自同一个意义源泉。当然,这里所说的方法是指海德格尔特有的“形式显明/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的方法。海德格尔特别指出,这里所说的方法决不是某门具体科学为完成某项特殊任务所设定的那种技术程式,它必须被理解为是能够使得真正的具体规定保持开放的东西,并且其意义是和前概念同时得到预先确定的。
    海德格尔说:“在形式显明中,要讨论的真正对象被确定为生存( Exsitenz)。在这样一种形式上显明出来的意义中,这个概念指示着‘我在’(ich bin)现象,即包含在‘我在’中的存在意义;而后者乃是一种原则性的现象联系及其所包含的问题的开端。”雅斯贝尔斯是把生存这个概念当作康德式的理念引入的,在他看来,生存就是某种整体,生存就是当下的个体性生命,它总是蕴含着心理生命的真实性以及心理此在中的不安宁的极端运动(这一观点可追溯到克尔凯戈尔和尼采的生命哲学)。然而,海德格尔却与之不同,他是通过形式显明/形式指引而走向生存概念的,因此他要求预防一种非批判性的沉迷,亦即沉迷于某种诸如克尔凯戈尔和尼采的生存概念中。在这里,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海德格尔本人对于生存的详尽阐述,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已接受了雅斯贝尔斯通过极限处境而通达真正的生存现象的思路。
    海德格尔特别赞同雅斯贝尔斯对于极限处境的观点,因为只有在极限处境中,我们才能够认识处境之整体,才能认识那个由对立性和摧毁过程等等组成的统一性。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统一体总是一再被体验,而且恰恰是那些充满了张力的思考,往往喜欢以某种矛盾方式来表达这样一种神秘的或者说活生生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生命就是精神本身的生命,而人始终处于通向这个无限者或者说整体的道路上。海德格尔对雅斯贝尔斯前概念的剖析揭示了雅斯贝尔斯和生命哲学之间的关联,这体现在,由于雅斯贝尔斯过分强调了生命哲学的前概念,这就的确难以摆脱对于他使用概念存在模糊性的批判。在海德格尔看来,李凯尔特的批判虽然击中了雅斯贝尔斯生命哲学的要害,但这只是从一种具有确定方向出发的对生命哲学的批判,而没有对概念的形成方式和哲学概念的结构以及哲学的一概念性的阐明的基本倾向作出应有的规定。这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讨论,那就是,形式的意义差异化作用所起源于其中的那个质料是如何存在的,对于质料通达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此,海德格尔高度评价了生命哲学,认为它把生命当作源始现象而置于哲学的关注点中,把生命视为基本现实性,并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这种基本现实性,归结为对生命的客观化和生命显示的把握,这确实是一种深刻的洞见。而且,雅斯贝尔斯在这里开启了另外一个领域,那就是“他通过对于迄今为止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现象的有所规整的提供,使人们以最强烈的专注去关注生存问题”,尽管他的前概念虽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里面还大量充斥着各种直接借自于科学的概念来把握生存现象。
    通过对雅斯贝尔斯关于生命无限性的思考的考察,海德格尔得出结论说,雅斯贝尔斯之所以把从肉体生命上看到的无限性转移到对“精神之生命”的考察,是因为他不理解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无限性,他没有根据生命自身运动的无限性来赢获并在概念上重塑新的无限性概念。所以,雅斯贝尔斯的失足也在于他的前概念,因为这种前概念在客观化的过程中把生命设定成了整体。既然雅斯贝尔斯明确看到了要把生命过程之奔涌和流动纳入到概念中,他就必须摧毁在此意义上的生命的本质、生命的不安和运动,但是,他却没有自省到自己所使用的是客观地被对待的、与理论上的把握相关的那种无限性。他所坚执的那种前概念相信,只要指明了那种本身就根基不牢的、被臆测为客观地发生着的生命之流的静止状态,我们就从生命行为本身之特殊的实行意义出发把握住了生命及其可能性。对此,海德格尔认为,雅斯贝尔斯恰好忘记了自己首先必须去审视这些实行意义的关联,所以,“批判工作的目标在于讨论指导性的先行把握,讨论达种先行把握所意向的内容( Was)以及它的意向方式( Wie),亦即说,要就其能力来考察这种先行把握,对生存现象做出概念的界定,或者提供出概念性的界定活动于其中的那种基本对象性。”
    海德格尔详细考察了雅斯贝尔斯的前概念之所由来,他如此刻画雅斯贝尔斯的前概念:“生命作为整体对我来说是一个指导性的理念,我只需要寻视自己,而这种生命普遍地都以某种方式径直在此存在。这一整体、统一者、未破碎者、超出对立的东西、包围一切生命的东西、与破裂和摧毁格格不入的东西、最终和谐者,引导着我。在它的光亮中我看到一切个别的东西,它给出真正的光亮,它预先确定着那种基本意义,在其中,一切照面事物得以被规定和被把握为从这种生命而来的自行构成和突现,并且被规定和被把握为向这种生命的回降( Zurucksinken)。”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雅斯贝尔斯的动因经验其实是想把生命整体本身看作是一种理念,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审美基本经验”。这就意味着雅斯贝尔斯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纯粹的观看、考察( Betracht-ung),而被考察的东西必须具有作为某个考察者的对象性的基本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这种考察始终只能是理论化的,对于生命整体的态度也必然是思辩的,而现象学考察所坚持的原则,“被考察者本身的存在意义源初地必须在某种考察中才可通达,而且在先行把握之揭露中得到重视”,却被完全忽视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雅斯贝尔斯之所以历史地获得他的生活整体的绝对,是因为雅斯贝尔斯的沉思依旧停留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以及在那里起指导作用的无限性概念的领域内,同时还混有从路德教派而来的或者说在神学上被净化了的克尔凯戈尔的绝对概念。这两个因素被强行挤压到当时流行的生命概念中,并且成为雅斯贝尔斯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这些概念是通过这种非批判的方式被移入到自己的哲学中,所以,这些思想史上的遗产只能适得其反地掩盖了对于问题的真正洞见,而这就是从一开始雅斯贝尔斯就明确提出来的生存现象。
    海德格尔在进一步追问生存现象之前,再次提出形式显明/形式指引的问题。在他看来,形式显明/形式指引所说的形式的东西“其实又是在实际地一具体地一历史地可支配的东西的某个确定地被刻画出来的起点中,并且是在这种起点经验( Ausgangserung)的某中确定地被刻画的阐明中被赢获的”,这样形式地揭示出来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对某个仅仅出于理论目的的理论论题的强调,而是意味着由解释者揭示出来的经验活动本身或者在同时代人的宣告( Kundgabe)中对经验活动本身的关注”。借助这种形式显明/形式指引的方法,海德格尔对于如何通达生存概念或者说生存现象作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说明:“生存……可以被把捉为存在的一种确定方式,被把捉为一种确定的‘是’之含义(‘ist’- Sinn),后者本质上‘是’( ist)‘我是’之意义(‘bin’-slnn),它并非在理论的意谓中真正被拥有,而是在‘我是’(bin)之实行中被拥有的,亦即‘我’(ich)之存在的一种存在方式。通过形式显明,如此这般被理解的自身( Selbst)之存在就意味着生存。由此便得说明,作为自身(即我)的确定方式的生存之意义必须从何处获得。可见,决定性的事情乃是:我拥有自己——这成了那种基本经验,在其中,我与作为自身的我自己相遇,以至于我(在这种经验中生活的我)能够合乎其意义地追问我的‘我是’的意义。”在这里,海德格尔做了一个分疏:生命并不等于生存。生命经验固然是生存的前提,生存必须出自生命,但生命却带有“跌落”的倾向,它本身就处于各种不安和激动之中。生存是生命的指向,但如果我们不能首先对我们的事实性生命经验有着深刻的把握,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生存。海德格尔一再阐明的生存概念,既是他对生命哲学的生命概念批判的结果,也是他所提出的事实性或者说此在概念的本质内涵,正是生存概念所包含的那一个维度,才真正揭示了海德格尔现象学中最为根本的东西。
    “我拥有自身”中的我决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间的我,看作是被剥夺了一切真实联系而裸露着的纯粹的我,相反,理解我的这个前提就是要让自己进入到特定的历史联系中。如果要呈现“我是”,那么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前提就是彻底地和纯粹地关涉到我自身,在这种关涉所显明出来的基本经验中,我是绝对非区域化的,决不可以被经验为某个普遍之物的个别化或个别情形。为此,生命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尝试着对“我”作出区域性的规定,其结果是我被看作成意识流或者纯粹的体验者,而这些做法事实上恰好“熄灭”了“我是”的意义,把我变成了一个可用调节方式来确定和编排的客体。然而,我们不能把“是”看作为客体对象,不能运用理论的认识方法来看待它,否则,我们所经验到的不过就是它的什么。在事实性的生命经验中,我们大多是在周围世界,亦即共同世界和自身世界的经验中获得各种意义,而非理论的实际客观性。同样,生存意义就是这种存在意义,我们只有从对他本身所关心的且拥有的基本经验中才能获得这种意义。然而,如果我追随客观化的认识,那么一种态度性的考察就会变成决定性的,而且,很快就会涌入若干排挤着真正生存的所谓拥有客观化的阐明。
    基于此,海德格尔指出,“我拥有自身”的基本经验不是以普遍的我为目的的,相反,如果“我是”的特殊意义能够在真正的占有过程中成为可经验的,则经验之实行必然在我的丰富具体化中取得其本源,并且反过来把这个本源当作目的。这里所说的本源就是事实性的生命经验,而我则是生存。海德格尔强调,这里所说的经验决不是近代哲学所理解的那种经验概念,因为这种理解不过是把经验理解为理论目的中的内在知觉,意在确定一个完全现成的我的心理过程的特性或者行为特性,这从洛克以来的思想家几乎都没有脱离这种理解经验的框架。而事实性的生命经验和那个固定的、现成的、普遍的自我是根本不相同的,因为我的“我”是一个历史性的我,这个我拥有过去,而这个过去也不是一个完全外在的附加物,我之过去对于自我本身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个过去“是被经验为那个历史地由自我本身——同时共同拥有着自身的经验着的自我——先于过去而为自己设定的期望视域的过去”。这里所说的“过去”和“期望视域”,与那种处在个人心灵的时间意识中的过去和未来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自我的事实性在与自我相关联的基本经验中是决定性的。本己此时此刻所经历的、在这一精神历史的处境中得到实行的事实性生命经验,同样也实行着从中起源的、在其中停留的、向事实性的东西返回的基本经验。海德格尔强调这种经验的历史性,但是,这里所说的历史决不能理解为一种对历史性的理论考察的相关对象,而是要把历史看作是“实行之如何”,亦即看作是“作为本身固然根本不可替换的内容和自身对其本身的关心方式”。说拥有自身是历史性的,是说拥有自身同它自身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把这种关系定义为关心(Bekummerung),这个词就是后来《存在与时间》中的Sorge的前身。海德格尔一方面把关心看作是生存现象的核心,因为拥有自身产生于关心,保持在关心,并且倾向于关心,进而言之,拥有自身这种经验之实行必须是在事实性的生命经验本身中得到实行的,而且也是在自身关心中得到说明的。另一方面,历史决不能是人们对之有所认识的那个东西,不只是理论探讨的对象,而“毋宁说,我们自身就是历史,我们在历史中承荷自身”。在关心和历史之间的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的真正内涵。当然,这一切是随着海德格尔对于瞬间( Augenblick.kai-ros)的进一步探讨才丰富起来,并最终逐渐形成了《存在与时间》中的相关讨论。此外,只要我们对照一下海德格尔对于生存与历史之关系的论述,以及宗教和时间之关系的论述,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论述的内在一致性,也就能够明白他为什么会把宗教经验看作是事实性的生命经验。
    海德格尔反对近代以来的历史主义思潮,认为这股思潮最终会必然走向对于任何事物的一种对象化的理解,历史几乎唯一地成了一个客观的东西,成了知识和好奇心的对象,成了我们对将来的行为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机遇和场所,历史学也成了以收集和整理材料为能事的科学,是各种案例的汇编和归类。而在这种对于历史的理解当中,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任何与我们的生存相关联的东西了。
    具体的事实性生命经验本身,具有一种“跌落”到可经验世界(周围世界)客观化的有意义性( Bedeutsamkeiten)之中的固有倾向。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的自身世界也有一个类似的倾向,那就是自身就其存在意义而言也容易在一种被客观化的有意义性中被经验为人格性,人格理想。这种倾向如果产生绝大的效果,那么,我们所经验和意识到的过去,就会被当作某种客观的传统,并深入到我们当前的处境中而发挥作用。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对于事实性生命具有一种压制作用,而我们如果要洞察并且从真正的概念性中阐明生存现象,就必须对那些仍以某种方式还在我们的生命经验中起作用的传统进行解构,而这解构的原因当然还得到我们本己的历史性的自我关心中去寻找。
    由上可见,海德格尔生命哲学的革命性意蕴就在于,他特别看中自身世界的地位,亦即自身是在其自身世界、共同世界和周围世界的关联中成其所是的,而这些经验方向的意义,归根到底,就是一种植根于自身世界的历史意义。海德格尔提出必须赢得现象学的“看”,我们真正要看到的不是被传统哲学所断然划开的不同领域,而是那种事实性的生命经验的完满性,这种经验必然只有在它自己历史地生存着的自身中才能看到。我们所要赢获的那种源初的被给予性,一定是来源于本己的生存现象,而且必然与事实性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所以,海德格尔才会这样说:“这种实际性的、实行历史性的生命、亦即在自身的有所关心的自身居有之方式这个难题所具有的实际方式中的实际生命,源始地乃属于实际的‘我是(我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三联书店,1987.
    [2]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Heidegger and Life Philosophy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NLOntology"
    LU Yun - kun, JI Xing - jia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Abstract: "Life" is a keyword in early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 order to establish his own concept of life, Hei-degger struggled against the prevalent ancl influential concept of life i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revealing the essentialfaults in the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life. Finally, he established the basic content of his concept of life.. Accord-ing to Heidegger, the chief drawback of life philosophy was that life was merely taken as the relat/onsFup with differ-ent encls, norms and ultimate values, which were certain. Heidegger´s proposal of his concept of existence owed tohis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Iife in life philosophy. It is the dimension contained in the concept of existence thatshows the fundamental element i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y.
    Key words: Heidegger in early periocl; life philosophy; Jaspers; existence; formal in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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